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迈向全球化的积极活跃力量。自2013年起，民营企业代替国有企业成为我国走向全球市场、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在“一带一路”发展建设的近十年间，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投资动能十分活跃，投资行业丰富广阔，投资韧性十分强劲。

     据相关统计，2021年民营企业500强中有195家企业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所占比例约为40%。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到严重冲击，俄乌冲突加剧了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影响。因此，探索后疫情时代如何帮助民营企业识别和化解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问题显得十分必要。

民营企业“一带一路”海外直接投资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

政治风险加剧，投资安全面临挑战。“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几十个国家，不仅内部面临元首更迭、民族矛盾，而且外部深陷大国博弈和俄乌冲突。在政治风险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性面临重大挑战，风险管控因超出个体范围变得十分艰难。政治风险成为民营企业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风险。

经济陷入衰退，投资效率面临压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多重冲击下普遍陷入经济衰退。部分国家为了应对疫情采取的无上限量化宽松、经济“大放水”等措施，加剧了其货币贬值和经济运行风险。沿线各国抗风险能力的降低给民营企业的项目投资造成了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链和重构，投资效率被挤压和收缩。疫情冲击对相关国家关系的影响也日益复杂。沿线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政府及企业抗风险能力及契约意识普遍不高，一旦信心不足就会出现毁约风险。

金融风险集聚，债务兑付面临承压。面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预计未来几年沿线国家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将明显上升。虽然沿线大部分国家政府偿债风险可控，但仍有少部分国家在高负债状态下偿债能力处于很低水平。一是沿线国家的财政状况堪忧，导致主权债务恶化；二是融资项目被迫推迟，拉长很多投资项目的周期，项目搁置的风险加大；三是国内经济承受疫情反复冲击，企业和银行的健康运营受到很大影响，本就困难的民营企业海外项目融资困难重重。

法律环境恶化，腐败与治安问题冲击跨国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法律体系与中国存在较大区别，不健全、不稳定的情况居多，极易产生跨国法律纠纷。腐败和治安问题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风险，加大了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隐形成本。

民营企业投资主体自身存在的投资短板

投资风险意识的弱化和缺乏，导致投资意外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大。面对投资机会，一些本身就很活跃的民营企业容易产生激进的投资动能，风险防范意识被淡化和忽略，进而带来某些意外投资风险的发生。首先，过度看重投资收益，轻视项目隐性风险，盲目进行大规模投资。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不可控因素增多更容易使民营企业因准备不足而引发风险。其次，自信过往投资经验，忽视现实新生风险。一些企业很可能由于在国内经营业绩比较突出，导致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基于过往经验而盲目自信，从而引发一系列风险控制不严密带来的潜在风险。最后，急于决策看淡风险。一些民营企业在面对大量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投资机会时，往往过于看重机会和潜在利益而忽略风险管控，导致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出现各种风险。

项目投资在启动、实施、收尾各阶段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一般来说，项目在启动阶段进展相对顺利，但是在实施阶段或收尾阶段可能面临较大的系统投资风险。例如，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对民营企业项目投资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投资安全。

融资渠道单一，投资周期过长。民营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大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如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领域。由于前期资金投入较大，且施工期限长、投资回报周期长，在面临较强融资约束时，部分民营企业因为融资渠道单一，投资风险加大，甚至拖累企业在国内项目的正常运营和发展。

内部投资决策的制度性管理不完善。一是企业内部投资决策失误。部分民营企业组织机构、治理结构不完善，为了抢占更多商机，缩短或忽略投资流程的考察，没有考虑企业的现实情况，过于追求投资范围和投资规模，从而导致出现巨大投资风险。二是企业内部投资规划失当。投资规划包括投资项目的考察、投资形式的选择、综合评价（环境评价、财务评价、绩效评价等）、风险控制方案决定、资源的协同管理、信息整合等。一些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缺乏对当地环境的良好评估及事中的控制和事后的科学评价，从而引发投资风险。三是企业内部对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预测不足。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复杂多变，一个政治或经济的敏感事件都可能会对企业的海外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民营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管控及国际经验参照

政府风险控制的管理供给。首先，应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通过减少制度约束、建立多边投资促进合作机制等方式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在疫情蔓延较重而医疗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为民营企业投资设立预警机制。其次，对沿线各国投资环境的安全指标进行研判，提出宏观投资政策指引和风险警示，对主权债务风险较大的国家提供告知义务。对企业进行相关培训，帮助其有效规避各种投资风险，解决民营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再次，对于潜在经济效益高而投资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应积极提供金融财税支持、融资保障支持等海外直接投资综合服务体系，降低民营企业海外投融资成本，提高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性和保障性。最后，对于具有较大投资潜力的国家，央企或地方国企应优先投资进驻，改善当地通信和能源供应等基本生产条件，为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入驻投资提供良好的生产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

民营企业投资主体风险控制的管理约束。一是综合考察投资国的国家安全、资源禀赋、道路交通等各方面情况，在权衡投资安全、疫情影响、利润和商业可持续性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在兼顾投资项目的可持续性前提下，民营企业应考虑适度超前的、与投资地的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项目，尤其是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下的补链产业。二是了解分析投资国对民营企业进驻投资的善意需求，观察民众的欢迎态度，了解和尊重当地文化和民族习惯，是控制风险的必要前提与基础。三是要细致了解和分析投资国经济政策、法律制度的完备性。要针对经济优惠政策的时间安排、区域分布、优惠领域、类别等进行详细分析，考察当地税收制度的完备性，评估投资企业的税收压力、税收风险等。

发达国家的国际经验参照。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对外投资大国，其对本国私营和个人的海外投资支持和保护策略值得借鉴。第一，对本国有海外投资需求的私营企业和个人，提供海外投资的法律支持和保障。依靠法律制度促进对外投资便利化，维护企业海外利益。第二，金融保险“保驾护航”。一是出口信贷担保。政府通过出口信贷担保计划帮助本国出口企业防范与出口交易有关的商业和政治风险，促进本国企业产品出口到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并保持国际竞争力。二是投资担保。投资担保主要帮助本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及转型国家投资时更好地应对政治风险，对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予以担保。三是通过灵活、有效、多样的融资服务支持本国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第三，为本国私营企业和私人海外投资提供税收优惠。一是提供包括税收减免、税收抵免、税收延付、税款亏损结算和亏损退回等方面的优惠。政府还应积极与外国政府磋商谈判，签订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二是构建全方位信息服务网络。各级经济主管部门负责对外经济事务，在部门官方网站发布国内相关政策信息，全球调研并掌握目的国的经济、税收、投资法律法规等政策信息；政府外贸与投资机构汇集、组织有关企业“走出去”的信息，通过网站发布、出版信息手册和杂志及邮件推送等方式，为本国企业提供国外市场信息；打造专业服务平台，为本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专业的市场服务；在重点新兴市场国家，为中小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优惠办公服务。第四，为企业提供技术援助，推动本国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发展。政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技术援助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政府采取“官、产、学”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制，鼓励政府、企业与高校之间进行合作，开展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并将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二是政府为中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项目提供技术援助和启动资金支持，包括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提供技术援助、筹集项目研发资金以及进行技术人员的培训等；三是政府支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联合，鼓励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帮助。

我国民营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才刚刚起步，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只有杜绝急功近利的心态，努力积累技术、品牌、渠道等各项竞争优势，不断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才能在“一带一路”投资发展中行稳致远。